如何理解广州方舱的自杀事件？病毒恐惧+病耻感压垮了这温顺女人

来源：旧闻评论

引用图作者：秃头倔人（李晓强）

11月18日上午，32岁的湖北人、两个孩子的母亲、城中村服装加工业者小雅在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自缢身亡。她用来结束生命的是一根打包带，自杀地点在方舱卫生间一个格间里。监控摄像头留下她最后的影像是，一整晚基本没睡，在馆内来回走动。

迄今为止，财新是唯一一家报道小雅上吊自杀事件的机构媒体。订阅者不惜打破财新的付费墙规则，将报道制成长图片传播。每一次转发，都显示着人们难以自抑的哀伤和愤怒。所谓广州的“千年口碑”，或许再一次被外乡人这小小的死亡事件“伤害”了。

小雅背负了那么多为人母、为人妻、为人女的责任，可以视作她这些年来打工奋斗的动力，但也可以合理地推测，在她被病毒感染、尤其听到丈夫也阳性之后，对病毒的恐惧以及不可预测的病耻感摧垮了她的意志，生前最后8个小时的徘徊未能让她回头。

小雅之死未能获得与其悲剧相匹配的社会讨论，疫政背景下个案所蕴含的警示未能得到全然的揭露，或许让其他人错过某种机会，一个反思疫政对流动工人、乃至对更多国民处境的根本影响的机会。若认为悲歌只属于小雅及其家庭，如此不幸就被可耻地缩略了。

反思之一是，长期以来对新冠病毒及其大流行的恐吓式宣传，固然有利于强化集体的“理解、支持与配合”，提升疫政在中低阶层的号召力，同时也向人们的精神中渗透了难以的逆转恐惧。小雅发现自己被感染后，在意志上即遭受了第一次冲击。

郑州富士康涌现员工脱岗、步行返乡的风波后，郑州卫健委等官方渠道在病毒科普上曾有一阵努力，强调新冠为自限性疾病。这种“拨乱反正”尽管内容有科学依据，却因为应激宣传的功利性，收效不大，未能在整体上抵消对病毒致病性的夸大渲染。

小雅之死让一部分人理解了对病毒夸张渲染的恶果。但正如富士康之后“自限性疾病”一说的投机式折冲，它都面临着无法独立承受之重。因为夸张渲染恐惧的社会氛围，与层层加码的疫政亦步亦趋，如果后者不能改弦更张，单方面调低前者调门难有稳定成效。

可以看到的是，郑州富士康事件引出的科普轻骑兵，并未能走远，同为季节性工人的小雅就完全没在认识上解除封印。那么，小雅之死能否以更直接的警钟，延续郑州官方在“自限性疾病”的宣传，从她死后讳莫如深的社会氛围看，只怕是要大打折扣。

小雅生前告知同乡的另一层惧怕，是“怕感染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”。这一种担忧表现为非常典型的病耻感。苏珊·桑塔格对疾病的隐喻，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见解。而小雅表现得更具体，夫妻俩同时感染后，彻底折断了她对康复后生活前景的最后一丝期盼。

在上半年的上海封控中、解封后，媒体记录过感染者在求职等方面遭受的广泛歧视。尽管局地发布了低震慑力的措施，想要纠正这个现象，可坦率地说，效果极其有限。时至今日，感染者重新融入社区、继续往日生活的努力，都遇到坚硬的现实障碍。

无论是对病毒基于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正确认知，还是消除病耻感，帮助感染者重新融入社会生活，在高歌猛进的医政变阵中都被置于次要的、边缘的位置。或许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们被认为会抵消疫政提级聚力的战斗力，因而会被默认为必要的代价。

对于小雅来说，被疫政忽视的问题变成她无法独自消化的两大压力，随着她被送进方舱、丈夫确诊接踵而至。在方舱这样的临时管制场所，小雅得不到任何可靠的心理支持，她只能自陷于庞大的社会偏见中，选择用终结自己的办法解脱于这大不幸。

在小雅的没顶之灾抱以无限的同情，但并不能否认这个事实：她那被病毒及后遗症恐惧论压垮的灵魂，成为她不幸的“同谋”。如果小雅没有自杀，没有变成成千上万、籍籍无名的方舱过客的一员，她甚至会被认为安于她的不幸，满足于她的处境。

在小雅的身上，以及她选择走上不归路的众多逻辑中，存在着某种将其他人再次投入不幸的东西。这种东西所奠定的推动力，可能压倒灵魂向幸福转运的一切努力。这就是小雅之死理应被同胞讨论、辨析的根本原因，这种人间清醒有助于把人们带离那否定生活的涡流。

一定会有一些声音，通过各种说辞——个人不代表群体，个案不代表普遍——来贬抑这一死亡事件的影响。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试图洗刷，都无法清除小雅之死所昭示的深深伤痕。我们都该扪心自问：为什么如此温顺的人，付出忠诚却得不到安全？